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要重新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讓近期波折不斷的中美關系再次緊張起來。
目前,全球治理規則顯著弱化,關稅/非關稅措施迅速上升,經濟全球化、自由化的逆轉,導致全球交易風險大幅度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提出了“保產業鏈、供應鏈”,來維護全球貿易。
“當前全球產業鏈面臨一定不確定性,比如,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由于技術的進步會導致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機會減少,鏈長變短,這不利于全球產業鏈的發展;但技術會降低買方和賣方的匹配和協調成本,這會促進全球產業鏈的發展。”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國際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青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發現,從長時間來看產業鏈的變化,FDI占GDP比重、貿易GDP比重等一切衡量的全球化指數,在2008年以后出現了收縮,今年預計貿易占GDP的比重會進一步收縮。
“我們會看到全球化收益和全球化發生格局性的變化。這種格局的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全球陷入到長期停滯的一種狀態,就是低增長、低貿易、低利率、低通脹的‘四低’,高債務、高兩極分化的‘四低兩高’的局面。”劉元春說。
疫情更加劇了這個局面。
不過,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看來,大變局下,中國的供應鏈、產業鏈的調整不僅僅要被動地應付,還應該主動提升全球價值鏈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重塑供應鏈
目前,外部大環境已經發生了系統性變化。IMF的報告顯示,包括高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在內的各個國家在全球產業鏈的參與度都有所下降,不同的指標度量全球產業鏈都處于2009年金融危機之后的下降趨勢。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理事長劉志彪發現,美國正在對全球產業鏈進行重塑,比如,很早開始推動的制造業回歸美國本土;推動美墨加自貿區建設,從過去全球外包,到現在發展境內外包;同時,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正在將部分價值鏈從中國轉移到亞洲其它地區。
不過,劉青認為,全球產業鏈不會大規模回歸到發達國家,而是哪里需求大,全球產業鏈就會朝哪里集聚。這就是比較優勢的力量。
“比如,服務中國和亞洲市場的產業鏈會加速向亞洲或者中國集聚,但是服務其它國家,尤其是服務美國市場的產業鏈可能會加速轉移,這個轉移會包括高端和低端產業,高端產業也有可能向亞洲、中國集聚,這是有利的一面。低端產業為了服務美國市場,可能會移出中國,這不利于我們的就業。比如特斯拉在中國很快建廠,但是雪鐵龍電池生產全部移出中國,回到法國。”劉青說。
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 、研究院院長沈建光調研也發現,2015年-2017年,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密型產品競爭力下行,產業鏈轉移就已經在發生了,特別是紡織品、玩具、鞋類,美國市場上,東南亞逐漸超越了中國。但是中國在高科技產品上在美國產業鏈比重上升的,說明海外的高端產業鏈在向中國轉移。
在沈建光看來,中國仍會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一環。中國是全球產業鏈的中心,巨大的國內市場也讓中國產業基地的作用不會削弱。”
“發達國家很多環節上不具備成本優勢,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分工合作,形成新的區域集聚的模式,發達國家+周邊的發展中國家,這種模式既解決了成本的考慮,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成本優勢,也解決了風險的考慮。”劉青說。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余淼杰看來,中國全產業鏈的比較優勢明顯,如果看海關出口數據會發現統一編碼8000多種產品,中國每種產品都有出口,這是中國全產業鏈的體現。同時,中國各地出現了產業的集聚,比如,潮州的玩具,邢臺的羊絨,這樣的產業集聚分工有利于專業化生產,可以減少成本,也有正向的溢出。更關鍵的是,中國市場的規模經濟對外資有明顯的吸引力。14億人口的消費能力,不斷擴張的中等收入的群體,都是巨大的市場。
2019年,在中美貿易戰情況下,全球投資中國的金額還在增加。當全球新的FDI普遍下降的時候,只有中國在大國中保持上升的態勢。
以開放應對沖擊
疫情之下,企業加強了風險意識,把全球產業鏈的風險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同時,也降低了企業在這個時候進行產業鏈轉移的機會成本。此外,疫情還加速而且加強了政府的干預,必然會加劇未來國際政治思潮對立的成分,這也會造成國際的風險。這種風險會引導企業的預期,并引響到經濟鏈上,改變企業在產業鏈的組織行為,導致全球產業鏈的重構。
在劉青看來,應該理性看待重構,堅持開放,通過自由貿易協定、雙邊投資協定制度化與外部世界的環境,對沖風險。堅持市場化改革,提高市場制度的質量,產業鏈越高端越依賴于制度。降低國內成本和各種風險,包括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整合國內市場,擴大國內市場優勢。改變通過出口參與全球產業鏈的方式,我們加強投資,通過投資到其它產業鏈中心實現資本收益,這可以緩解國內環境資源壓力,也可以實現包容性增長。
“這種重構對中國有利有弊,中國需要理性直面變遷,既參與,因時制宜,通過投資方式參與其它產業鏈,通過要素市場改革解決就業和收入分配相關的問題。要警惕中國經濟內卷化趨勢,堅持開放,堅持國內市場一體化改革。切實打破科技創新里行政主導的癌癥,堅持科學至上。要堅持通過擴大開放、積極國際經濟合作來應對美國產業鏈去中國化和中國產業鏈去美國化,打破美蘇爭霸的劇本。”劉青說。
“我們在上一輪全球化中遵循了效率邏輯主導的全球化的邏輯,獲得了很大的效率的進步。但是由于現在全球化的規則有一些變化,包括疫情沖擊,所以肯定是受到很大的沖擊。受到沖擊并不能改變我們作為企業,作為經濟活動追求效率的邏輯。我們只有改革開放才會有真正的效率邏輯。通過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反過來倒逼改革。全球治理過程中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需要推進我們全球治理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為。”黃群慧說。
在他看來,在逆全球化現象下,應該積極構建由中國主導的新一輪的全球化的規則,推動中國企業積極參加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合作與治理,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合作,推進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有利于產業鏈、供應鏈,既有利于疫情的恢復,又有利于供應鏈、產業鏈的轉型升級,在未來全球的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
來 源:華夏時報
編 輯:li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