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2020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周”在北京開幕，本屆年會周匯聚中國商界智庫及頂級企業家思想，探尋中國經濟與企業的共同發展之路，為政府、企業、中外知名學者搭建思想交鋒和智慧分享的平臺。綠地集團董事長、總裁張玉良出席本屆年會周，并發表了主題為“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 努力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演講。
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更高水平上進一步加快我國的城鎮化事業，如何認識推進新型城鎮化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意義，從而為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動能？以下摘錄張玉良董事長的演講內容。
一、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也是提升經濟發展動能的重要途徑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環境也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只不過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變化、新的內涵。我認為，面向未來，推進新型城鎮化、擴大內需、加快科技創新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主要動力”。其中，加快新型城鎮化是提綱挈領的一個抓手，也是潛力較大的一條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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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城鎮化是拉動投資和消費的發動機，是最大的內需
現階段，我國城鄉之間、大中小城市之間，投資和消費的強度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據測算，我國縣城及以下地區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僅相當于地級市及以上地區的50%左右；縣城及以下地區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則僅相當于地級市及以上地區居民的66%左右。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將縮小差距，有效拉動“兩新一重”等重大項目投資，提升整體消費能級，擴大內需增長，促進經濟增長。初步估算，僅核心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設，每年就能夠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至少0.5至1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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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城鎮化有利于構建更高水平的統一國內市場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統一國內市場。這是一個由14億人口組成，使用同一種語言，適用同一種法律，共享同一個基礎設施配套的巨大市場。但是，受制于行政管轄、土地管制、人口管理等結構性限制，我們的國內市場仍然存在各種有形無形的“斷頭路”、“瓶頸路”，在更深層次的“放開搞活”上還有所不足，影響了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加快新型城鎮化，特別是加快城市群和區域一體化建設，有利于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形成更加強大、更高水平的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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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城鎮化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消費升級
中等收入群體是消費的重要基礎。目前，我國約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絕對規模世界最大，但是相對規模還有所不足，僅占全國總人口的不到30%。因此，應該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而推進城鎮化恰恰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由之路。因為，數以億計的人們背井離鄉、義無反顧地從農村向城鎮集聚，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遷徙，就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加美好的生活。所以，我們應該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使低收入人口有序進入城市，分享中高收入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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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型城鎮化有利于參與國際競爭及合作，促進雙循環
城市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尺。特別是現代城市群、都市圈，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也是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及合作的重要載體。美國東海岸城市群、西海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東京城市群，英國倫敦城市群等，都是這些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表現。加快新型城鎮化，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都市圈，并以此為平臺發展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讓資源要素更有效地集聚、更有效地產出，有助于促進國際國內雙循環，大幅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二、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應該順應客觀經濟規律，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在核心環節上取得突破
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客觀經濟規律。即便是歐美發達經濟體，城市化水平高達80%以上，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人們仍然在向有競爭力的大城市集聚。以我們的鄰國日本為例，近年來日本全國人口總數穩中有降，但東京城市群的人口卻仍然在上升。對照這一客觀經濟規律，我國城鎮化過程中還存在一些體制性、結構性的障礙，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用改革創新的辦法來突破瓶頸問題，釋放被壓抑的“發展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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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問題
就是轉移人口落戶的問題。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60.6%，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4%左右。也就是說，在城市常住人口中，還有超過四分之一以上的人沒有實現真正的市民化。根據市場調查，一個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其消費支出比戶籍人口總體要低20%左右。當然，部分大城市可能差距更大，因為住房、汽車等大宗消費與戶籍密切相關。這實際上造成了一種體制性的“內需抑制”，應該進一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予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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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問題
就是建設用地指標的問題。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對“大城市化”的認識是有所不足的。具體表現為：在規劃導向上長期偏向于控制大城市的人口和建設用地規模，建設用地指標向中小城市傾斜。在實踐當中，這與客觀經濟規律是相違背的。因為，部分大城市人口持續流入，建設用地卻嚴重不足，導致發展空間受到限制；部分中小城市人口不斷流出，手里卻掌握著大量的建設用地指標，導致了土地資源的錯配。因此，應該進一步推動建設用地管理改革，加大建設用地指標與人口進出的掛鉤力度，在更大范圍內、跨區域進行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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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問題
就是城市產業發展的問題。當前，產業先行、產城一體、產城融合發展，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但是，在實踐當中，也還存在偏差。比如，有些城市在產業發展上追求“小而全”、“大而全”。這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容易造成資源錯配、形成“地方保護主義”，不利于暢通國內大循環。城市產業的發展道路雖然千差萬別，但都必須依托一定的資源稟賦。而且，在各種資源要素的組合當中，有些處于核心主導地位，這就是城市的比較優勢。在推動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應從最有條件、最有優勢的領域入手，不斷發揮比較優勢，突出特色，錯位發展。
三、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當前可以把握幾個重要的抓手和載體
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現階段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可以抓住以下幾個重要的抓手和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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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
城市群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也是支撐全國經濟增長、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平臺。中心城市則是帶動城市群發展的龍頭，世界級的城市群都有一個世界級的中心城市作為“群主”。我們在推進城市群建設的過程中，還是應該大力提升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和發展能級，打造核心增長極，不斷增強輻射、帶動作用。很多大城市都把提升首位度作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這是完全正確的。當前，中心城市的發展，需要著力強化用地等要素保障，解決發展空間受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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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現代都市圈
都市圈是區域內部以輻射帶動能力較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空間形態，是介于城市和城市群之間的過渡形態。就當前而言，與城市群相比，都市圈是突破行政邊界、促進要素跨區流動的更小單元，也是更具有現實操作性的單元。因此，我們應該把發展都市圈作為暢通國內大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先手棋”和“先行區”，并通過夯實基礎，來引領和助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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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城市內部空間布局
目前，我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區人口密度總體偏高，北京、上海主城區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2萬人以上，東京和紐約只有1.3萬人左右。中心城區過高的人口密度，帶來了交通擁堵等城市病，也帶來諸多生態環保問題。長期來看，我們需要優化城市內部的空間布局。應該推動多中心、組團化、郊區化發展，逐步解決中心城區人口和功能過密的問題。目前，上海正在按照獨立城市的人口規模和功能配置，著力打造五大郊區新城；西安、濟南、武漢等區域中心城市，也紛紛向周邊溢出輻射，并提出了打造“大西安”、“大濟南”、“大武漢”的方略。這些都是值得借鑒推廣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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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動城市更新
我國很多城市的老城區經過多年的發展，承載了大量的落后產能和老舊小區，資源使用效率低，且能耗高、污染大，與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是不匹配的。應該有序推進城市更新改造。在這方面，綠地集團進行了一些探索。前不久，我們在吳江汾湖，開工了“長三角綠色智能制造協同創新示范區”項目，以城市更新方式，整合區域內的低效產能，對傳統產業存量用地實施梯度開發，并“騰籠換鳥”，導入新的產業資源，打造“智造星艦超級工廠”和“AI未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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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科技含量，打造未來城市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我們應該前瞻性地進行謀劃，在城市建設、運營等環節中，不斷增加科技含量、打造未來城市。特別是要以信息化、智能化為核心，推動城市建筑、基礎設施與人工智能、信息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等前沿技術深入融合，讓更多科技成果在城市建設運營中得以運用，提高城市運行效率。
來源：綠地集團
編輯：wangdc
